在职研究生论文范例 — 文学

日期: 2010-07-21 来源: 人大在职研 阅读:
   

文学在职研究生论文范例指导

摘要:在中国古代社会里。“家天下”政体与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演变大体上同步的。在这种政体的长期影响下,人们的心态也发生畸变,突出地表现为三方面:天下乃一人的天下,臣民对其主子诚惶诫恐的绝对服从;君主被神化,受到国人虔诚的顶礼膜拜;天威难测,臣道趋卑而成奴才。关键词:古代中国;“家天下”;心态畸变“家天下”政治体制,源远流长,它起步于战国,迨统一的中心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秦帝国建立时,已经初算大备。也就是说,它是与中国封建制度的萌发、确立同步的。从此一直沿袭不变,与封建社会同始终。中国人民在家天下的政体下生活了二千多年,耳濡目染,日积月累,心态在不知不觉中有所畸变,认为是理所当然。(一)天下乃一人的天下封建帝王以天下为一人的私产,秦始皇说得最明白:“朕为始皇帝,后世以世计,二世三世,至千万世,传之无穷。”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汉朝继起,这种家天下的观念已经在君臣内心的深处生了根,随时随地脱口而出。《史记·高祖纪》里载有两件史实,一是汉高祖东击韩王信回到长安,见萧何营作的未央宫豪华过度,怒而责备萧何,萧何辩解说:“天子以四海为家,非壮丽无以重威”,换来的是“高祖大悦”;二是天下初定,汉高祖自得之余,对他的父亲太公说:“始大人曾以臣无赖,不能治产业,不如仲力。今某之业之所就,孰与仲多?”都是把整个国家看成个人的私产。天下既是天子一人所私有,当然再也不可能有禅让之说。汉宣帝时宦官用事,司隶校尉盖宽饶在奏章中引《韩氏易传》说:“五帝官天下,三王家天下,家以传子,官以传贤,若四时之运,功成者去,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。”对官天下传贤的肯定,又是治国不得其人的要下台征是不避嫌疑的忠谏。然而宣帝目为怨谤,朝议定盖宽饶“意欲求禅,大逆不道”,盖宽饶只得“引佩刀自刭北阙下。”(《汉书·盖宽饶传》)国就是帝王的家产,已成为时人的共识。

原隋太原留守李渊在次子李世民怂恿起兵反隋时,对李世民说:“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,化家为国亦由汝矣。”晚至明太祖登帝位后,曾“募有与己禄命者,得江阴X。君至,将杀之。既见,一野叟耳。问何以为生?曰:惟养蜂十三笼,取其蜜以自给。太祖笑曰:朕以十三布政司为笼蜂乎?”(谢肇淛《五杂俎》卷6)将老百姓比作蜜蜂,十三行省是他的蜂笼,布政使成了他家的养蜂人。由此可见,旧社会把地方官称为牧民官,也就是把老百姓当作皇上的牛羊,供他一人的驱使、享用,是他的财产。

天下乃一人的天下,此观念在我国由来时久,从而根深蒂固。于是,家天下的现实使人们心态产生了畸变。皇帝是至高无上的,拥有绝对的支配一切的权力。官僚士大夫们懂得最快,因为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,只有大树特树皇帝的绝对权威,对小民的统治秩序才能巩固,他们也才能分得大大小小的一杯羹。所以他们甘心情愿地、诚惶诚恐地拥戴他们的皇上,无论他是暴君、昏君,或是小儿、白痴。这样,便使君位具有不可转换性,君权有了不可分割性。这种观念之深,直到太平天国时,仍铭刻在革命队伍中的君臣心中,如周际玱《建天京于金陵论》中说:“一人垂拱于上,万民成归于下”,天王是独一无二的君主,比金字塔尖还要狭,最高权力之位只容得一人。决不答应分割,至于管不管事却不在考虑之内,只要垂拱即可;吴容宽在《诏书盖玺颁行论》中则说:“兹我天王为天口,言为天言,诏书颁发,天威咸知”,更认为既然是主子,当然说一不二,人人都得服从。这些固然是文人的颂词,但洪秀全的《幼学诗》内已规定了“生杀由天子,诸官莫得违”,连近代农民革命领袖都有这样强烈的帝王专制观念,遑论其他!官吏也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,韩非说得好,“臣尽死力以与君市,君重爵禄以与臣市”(《韩非子·难一》),君臣之间不过是雇佣关系。但是在儒家礼义思想的教化下,君臣关系净化了,东汉学者班固的说法便不同,他从官吏年老退休的角度看君臣关系:“臣以执事趋走为职,七十阳道极,耳目不聪明,跛踌之属,是以退老去避贤者”(《自虎通义·致仕》)。官吏年老退休不是颐养天年,而是再也无法效劳尽忠了。

所以忠于一姓遂成为天经地义的事,“桀犬吠尧”成为一句流传广泛的名句,西汉邹阳《狱中上吴王书》中说:“桀之狗可使吠尧”;《元曲选》中有曲《赚蒯通》,写蒯通对萧何说:“丞相,你岂不知桀犬吠尧,尧非不仁,犬固吠非其主也。”各为其主,只要忠于一姓,管他是暴君夏桀,还是圣君唐尧,都被誉为忠臣而受到赞扬。无论是正史抑或古典文学作品,讴歌他们的够多了。家天下体制下,“朕即国家”,法律屈从皇帝,并不令人诧异。汉代杜周有段十分精辟的议论,有人批评他:“君为天下决平,不循三尺法,专以人主意旨为狱。狱者固如是乎?”当时杜周的官职为廷尉,为最高司法长官,对此,他回答道:“三尺安出哉?前主所是著为律,后主所是疏为令;当时为是,何古之法乎?”(《汉书·杜周传》)皇帝的话就是法,一言道出了家天下的内涵,是畸变了的心态。

所以冒犯君主的后果极为严重,汉初大臣周勃拥立文帝,后来因为引起君主的怀疑,也曾下过狱。他的儿子周亚夫,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,功在社稷,但是因为遵守高祖“非有功不得侯”的誓约,抵制封皇后兄王信为侯,得罪了皇帝。周亚夫免相后被诬下狱,廷尉迎合景帝的心意,居然定他谋反大罪,根据是他“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楣五百被可了葬者”,为其父周勃买了些陪葬的武器,治狱吏的理由是“君侯纵不反地上,即欲反地下耳。”(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)结果,周亚夫呕血死在狱中。家天下的政体,专制君主威权无限,“而公卿大夫多诌谀取容。”(《汉书·刑法志》)高官显宦也只有奉承讨好来换得生存与富贵,谁再敢有丝毫的违反帝王意旨的言行、想法!汉律里也就有了“大不敬”罪,凡是触犯皇帝的名字、议论死去的皇帝,都有罪,甚至繁碎到“奉诏不敬”、“奉使不敬”、“犯跸不敬”、“征召不到大不敬”、“干犯乘舆大不敬”、“坐骑至司马门不敬”等,重判可以弃市,把皇帝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。这就是家天下的法律。家天下是一人的天下,皇帝是所有臣民的独一无二的主子,自然只该诚惶诚恐的俯首贴耳的盲目服从。(二)君主的神化与天命、托古家天下既是一人的天下,君权便被推到至高无上的顶峰。不仅皇帝可以支配整个社会,官吏作为皇帝在各地区、各部门的代理人,也在其管辖内拥有极大的支配权,而被老百姓形象地呼为土皇帝。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因此而权大于法,只能是个“人治”的社会,而与“法治”无缘。“人治”的世界里,人们注目的焦点是人而不是法。然而人却无法彻底慑服人,需要将统治者“神化”。于是而有造神运动,这是官僚士大夫最为热衷的大事,只要将皇帝先神化了,大小官吏自然也变得与凡人不同。

《汉书·高帝纪》多写刘邦为真命天子的异兆,如“母媪,尝息大泽之陂,梦与神遇。是时雷电晦冥,父太公往视,则见蛟龙于上。已而有娠,遂产高祖。”把刘邦说成是龙种神子。又如,刘邦夜行泽中,醉斩当道之蛇,后有神人化为老妪夜哭,说是“吾子,白帝子也,化为蛇,当道,今者赤帝子斩之,故哭。”刘邦不仅是天帝之子,而且兴汉灭秦乃是天命所走。而汉光武帝刘秀的-中兴汉室,图滋符命,更是层出不穷,“中兴二十八将,前世以为应二十八宿”(《后汉书·马武传》),这是东汉时人的看法,风云际会的帝王辅佐,都是天上星宿下凡的。

这些荒诞离奇的神话,可以说弥漫着整个封建社会,直到明清时代的小说、戏曲中,还充斥着地上官吏乃天上星宿下凡的成语,皇帝是紫微星,辅佐他的文有文曲星、武有武曲星。造神运动,绵延不缀。学术思想上,便有董仲舒的“君权神授”说。这是以天人感应理论为核心,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骨架的神学化的天人观念。君权既为神授,根基无从动撼,似乎能使先皇之业、祖宗之法、千古永存了。然而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,封建皇朝就会因国内腐朽而濒临崩溃的命运。于是也有用天命论来解释这一历史必然的谶言。汉武帝后期由于某些政策的失误,曾引起社会危机,后来经过调整,才有“昭宣中兴”,但就在昭帝时,《春秋》学家睦弘就以“大石自立”、“枯柳再生”等异象为依据,要求昭帝“求索贤人,禅以帝位”(《汉书·眭弘传》)。成帝时的齐人甘忠可、哀帝时的待诏夏贺良都提出了汉运已衰,应当再受命于天的主张,事情虽然没有结果,却反映了时人对天命的熟悉,给王莽代汉提供了一个舆论前提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具体地记录了王莽利用天命取得帝位的经过。元始五年(公元五年)王莽毒死平帝,选立年仅两岁的刘婴继位,这时有人浚井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,上有丹书文字:“告安汉公莽为皇帝”。王莽利用这一人为的符命,“使群公白太后”,王太后明明知道这是王莽以“此诬罔天下”,也无可奈何地让他“居摄践祚”。做了“假皇帝”。

三年后,王莽又利用哀章制作的两个铜匮,上有“书言王莽为真天子,皇太后如天命”,于是正式公布自己“承天命”正式登基,建立了新莽皇朝。历史上并非只有一个王莽,二千年来每逢改朝换代,图王称霸者大都假借天命,王莽以前有汉高祖刘邦,稍后便是武帝刘秀;连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在举旗反秦前,也要“丹书帛日陈胜王,置人所罾鱼腹中”(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),表示上应天命。

从此沿袭成风,欲罢不能,古老传说或是史籍记载,赵匡胤未成宋太祖、朱元璋还是皇觉寺和尚时,有多少真命天子的异兆脍炙人口?!神化了的君主,受到中国人民虔诚的顶礼膜拜。于是,历千百年而沉淀为一种传统心态,权威似乎是永恒的,祖宗之法不可变,固有秩序要稳定,原因就是在位的君主是神的化身,岂能亵渎不敬!万一因为现实政治适应不了时代的需要,或是政治腐败到不可救药,要改变现状,农民是造个神、借个天命,举起武器批判旧世界;士大夫便只能托古改制,借先贤圣王之名进行改革。先秦诸子已经开了风气之先,春秋战国社会变革期间,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救世治国之策,儒家是祖述尧舜,墨家是称道大禹,农家甚至追踪神农……,各有所托。不过在政治实践中大搞托古改制,王莽也是最突出的一个,他在登上帝位后的变法,处处不离一个“古”字,仿周制改革货币、颁王田令,对抗令者的处罚也效法虞舜,甚至连经济措施、爵位、官名、地名也改得与古制相类,班固在《汉书·食货志》里说他是“动欲慕古,不度时宜”,一昧托古改制也不顾时代的变化。那是注定要失败的。可是失败归失败,由于天命在愚昧的中世纪所特具的权威,聪明之士还是不断地假借神光或幽灵来改变现状。托古改制之风,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很深远,连近代圣人康有为还撰有《孔子改制考》,借光孔子倡言实行资产阶级的维新。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托古改制的言行,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元稽之谈,然而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却是严厉的,有时甚至是满怀激情的救世的呼吁!明明是创新的发明,偏偏要说是祖传秘方,这便是在家天下政体下畸变了的心态。(三)臣道趋卑而成奴才家天下的政体规定了君主必须是专制,也就是君主专制理论奠基人韩非所绝对要求的“权者,君主所独裁也。”(《韩非子·显学》)但是任何君主都无法包揽所有朝政,而是需要各级官吏分别替他办理具体事物,那么也必然会分去皇帝的部分权力,对此必须加以控制,历代皇帝的办法不外是将官吏们的权力尽可能地分散,而且让他们互相箍制。

这种对策的发展趋势是君权愈来愈集中,也就是说君主专制的强劲化,与之相应的便是臣道趋卑。这一过程是复杂的,我们只能摘取最可能威胁君主的相权为例,从管窥中略知大概。秦汉是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分别主管行政、军政与监察,东汉虽仍置三公。天下之政都归于尚书台,但只要把握关键部门,权势不小,因而秦汉颇出权臣、魏晋南北朝禅代不绝,隋文帝仍是以辅政代周,安坐而攘位。家天下的稳固,也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唐朝形成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分割相权制度,又设政事堂,参加议决军国大事者亦为相职,同时任相者多则十几人,最高数睿宗时多达27人,相权之分散,从此再无权相篡位的政变。宋代更进一步削弱相权,中书名为宰相,但军事归枢密院,财政归三司,台谏官有风闻弹劾的特权,宰相也随时可能被纠谬弹劾。明清两代,宰相制度被取消,皇帝直接行使中心政府的各种权力,明朝由殿阁大学士组成内阁,在制度上不能领导六部,实是为皇帝草拟诏谕的秘书处,人阁被目为拜相、称辅臣,权限已是名不符实;清朝的内阁更加空了,军机处逐渐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,由皇帝选拔亲信充任军机大臣,不过是皇帝的办公厅而已。家天下的政制,至此更趋完善了。君权随着家天下政制的完善而更趋强劲,臣道便相应地趋卑。这在礼遇上反映得最为明显。汉制,“皇帝见丞相起。谒者赞称曰:“‘皇帝为丞相起’,起立乃坐。皇帝在道,丞相迎谒,谒者赞称曰:‘皇帝为丞相下舆’,立乃升车。”(《汉书·翟方进传》)丞相虽要跪拜皇帝,皇帝也要起立或下车以答礼,待丞相礼毕才就坐或登车,君主与臣僚尚存在相互尊重的礼数。家天下时代,君主是不可能答应臣僚与他平起平坐的,然而东晋元帝曾让王导共坐,成帝幼年时还拜过王导;唐高祖李渊登上帝位,还“多引贵臣同榻”(《1日唐书-刘文静传》);尽管王导、刘文静都认为这是“若太阳下同万物,苍生何由仰照?”(《晋书·王导传》)大大不妥,但是究竟发生过这类为后世目为不可思议的事。宋朝起,君主对臣僚的礼遇就大不相同。《宋史·范质传》说:“先是宰相见天子,议大政事,必命坐而议之。从容赐茶而退,唐及五代,犹遵此制。及质等惮帝英睿,每事辄具割子进呈,具言日如此庶尽禀承之方,免妄庸之失。帝从之,由是奏御寝多,坐论之礼寝废。”这是说,礼遇的降低是臣子自己造成的。

但是王定国《闻见近录》所记完全不同:“故事,执政奏事,坐论殿上。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,执政登殿,上曰:“朕目昏,持文字近前。执政至榻前,密遣中使撤其座,执政立奏事,自此始也。”那是宋太祖有意要取消“坐论殿上”的礼遇,不过采取的方式几近儿戏,何者属实,只能存疑。不过相臣在殿上失去座位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,朱熹为此还发过一通议论:“古者三公坐而论道,方可仔细说得。如今莫说叫宰执坐,奏对之时,顷刻即退。文字怀于袖间,只说得几句,并将文字对上宣读过。且说无座位,也须有个案子,令开展在上,指画利害,上亦知得仔细。今顷刻便退,君臣间如何同心理事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128)那不是同心理事的问题,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帝,要让臣僚明白,他不能享有与皇上平等的权利,在心理上要有低一等的熟悉。明清时代对臣僚的礼遇更是一落千丈。明代盛行廷杖,对官吏的礼遇可以说是荡然无剩了。清初闻名学者黄宗羲在《明名臣言行录叙》中论断:“明之为治,未曾逊于汉唐也。其不及三代之英者,君亢臣卑,动以法制束缚之,盖有才而不能治也。”其实还不是法制的束缚,廷杖的滥施,如正德时百官谏南巡,触怒了皇帝,廷杖的一百三十七人,最多的受杖八十,其余的五十、四十、三十不等,有的立毙杖下。朝臣之动辄得咎,莫过于此,既然连进谏都要受杖,还谈得上什么有才而不能治?嘉靖三年(1524)胡世庸上了篇谏廷杖的疏,他说:“廷臣有罪,宜悉下司寇问理…。若乃廷辱之以箠楚,……传播天下,书之史册,鞭朴行于朝廷,刑辱上于大夫,非所以昭圣德之美焉。”

(吴瑞登《两朝宪章录》)已经点出了廷杖实是对士大夫自尊心的欺侮。我国士大夫是讲究“士可杀而不可辱”的道德信条的,现在由皇帝亲自欺侮了,心灵上的摧残是难以估量的。这是家天下政制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。宽容些说,家天下政体下的官吏,充其量也只是君主家中的奴仆而已,所以清朝满官对皇上便自称奴才,多么形象而入木三分。封建社会中的官僚士大夫,高踞小民头上作威作福,似乎是不可一世。但在天威难测的皇帝面前,却是毫无尊严的奴才,这是历经二千年的磨难,必须承认却又不想承认的畸变了的心态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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